上门女婿(上)（上门女婿大全展）

一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黄土坡村，日子像村口那条老黄牛拉着的破车，吱呀吱呀，慢腾腾地往前挪。李大山蹲在自家土院门墩上，粗糙的大手捏着一小撮旱烟末子，塞进黄铜烟锅。他划了根火柴，火苗在傍晚的微风里晃了晃，点着了烟。深深吸一口，辛辣的烟气直冲喉咙，呛得他眯起了眼。抬眼望去，天边晚霞烧得正烈，红得像是要滴下血来，映得他那张被岁月和风沙刻满沟壑的脸，也泛着沉郁的光。

院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几只芦花鸡在角落的草堆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刨食。堂屋的门框上，刚贴上没多久的白纸对联，被风吹得边角卷起，露出下面更陈旧的红色痕迹，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刚刚经历的丧事——春桃她爹，老丈人，走了。他李大山，一个顶门立户的“上门女婿”，亲手把老人送上了山。

“爹……”一声细细的、带着点怯意的呼唤从屋里传来。李大山猛地回神，掐灭了烟锅，站起身。是他闺女小梅，刚满七岁，扎着两个枯黄的小辫子，倚着门框，小手紧紧扒着门边，大眼睛望着他，带着孩子特有的不安。

“哎，爹在呢。”李大山脸上挤出一点笑，走过去，弯腰想抱她。常年扛石头、搬砖坯练就的一身硬疙瘩肉，动作却放得极轻，生怕硌着孩子。

“爹，娘呢？”小梅小声问，眼睛往灶房那边瞟。

李大山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努力撑开：“娘在灶房忙活呢，给小梅做好吃的。饿了吧？爹去瞧瞧。”他放下小梅，转身往灶房走。灶膛里的火映着春桃的脸，她正往锅里贴玉米饼子，动作麻利，但眉头却微微蹙着，嘴唇也抿得紧紧的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不耐烦。灶台上的粗瓷碗里，只有一小碟腌咸菜，几块黑乎乎的酱瓜。李大山心里叹了口气，知道她嫌日子寡淡，嫌他没本事。

“回来了？”春桃头也没抬，声音平平的，没什么温度，“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”她把最后一个饼子贴进锅里，盖上沉重的木锅盖，蒸汽“噗”地一下涌出来。

饭桌上，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和咀嚼声。玉米饼子粗糙，咸菜齁咸。李大山闷头吃着，把自己碗里那块稍厚实点的饼子，悄悄掰了一半，放到旁边小梅的碗里。小梅抬头看了爹一眼，没说话，低头小口吃着。春桃的目光扫过李大山沾着泥点的旧布鞋，又掠过他洗得发白、袖口磨出毛边的蓝布褂子，眉头蹙得更紧了些。她放下筷子，碗里还剩小半个饼子。

“这日子，”她终于开了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冰碴子一样，“啥时候是个头？顿顿不是苞米糊糊就是咸菜疙瘩，吃得人嘴里能淡出鸟来。”

李大山停下筷子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没抬头：“开春……开春我多包几亩地，再跟老根叔他们去河滩筛点沙子卖，总能……”

“筛沙子？”春桃嗤笑一声，打断他，那笑声尖利，“筛一辈子沙子，能筛出个金元宝？能筛出个彩电、缝纫机？看看人家王婶家，去年就添了台收音机！再看看你！”她的目光像刀子，刮过李大山黝黑粗糙的脸膛，“空长一身死力气，除了能扛石头，你还会啥？懂啥叫过日子？懂啥叫……懂啥叫……”她想说“浪漫”，可这词儿在黄土坡太稀罕，也太奢侈，她终究没说出来，只是重重地把筷子拍在桌上，起身进了里屋，布帘子在她身后甩得“啪”一声响。

小梅吓得一哆嗦，碗里剩下的饼子也不敢吃了。李大山沉默地坐着，像一尊泥塑。灶膛里的火光渐渐暗下去，屋里最后一点暖意也消失了，只剩下无边的冷清和沉重的压抑。他端起碗，把碗底最后一点糊糊刮进嘴里，粗粝的糊糊刮过喉咙，有点疼。他站起身，默默地收拾碗筷，动作缓慢而沉重。水缸里的水冰凉刺骨，他洗着碗，粗糙的手指关节冻得有些发红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他宽厚的背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，显得异常孤寂和疲惫。夜风穿过破旧的窗棂，呜咽着，像在低低地叹息。这日子，沉重得如同碾盘，一圈一圈，似乎永远也转不到光亮的那头。

二

黄土坡的夜，黑得早，也沉得实。入了冬，西北风打着旋儿从光秃秃的山梁上刮下来，卷起地上的浮土，呜呜地响，吹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。家家户户早早就闩上了门，守着灶膛里那点微弱的余温，早早钻进了被窝。被窝里也不暖和，冰凉的土炕，硬邦邦的棉花胎，蜷缩在里面，听着屋外风鬼哭狼嚎似的，只觉得这漫漫长夜，格外难熬。

这天擦黑，村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喇叭突然“滋啦滋啦”一阵刺耳的电流声，紧接着，村长那带着浓重乡音的嗓门就响彻了小小的黄土坡：“喂！喂！社员同志们注意啦！公社派下来的放映队到咱村了！今晚在大队晒谷场放电影！《甜蜜的事业》！有媳妇的带媳妇，有娃的抱上娃，都去看啊！这可是好事！”

这声音像一颗火星子，“腾”地一下点燃了死气沉沉的村庄。家家户户的门“吱呀呀”地开了，大人小孩，裹着棉袄、夹袄，有的还夹着小板凳，呼啦啦地涌向村东头的大队晒谷场。沉寂的冬夜，瞬间被点亮了，喧闹起来。昏黄的手电光柱在土路上乱晃，夹杂着兴奋的喊叫声、小孩子的嬉闹声。

李大山刚把一捆柴禾码好，拍打着身上的灰土。春桃已经换上了她那件压箱底、只有走亲戚才舍得穿的碎花罩衫，头发也仔细地抿了抿，脸上带着一种李大山许久未见的、近乎雀跃的光彩。她一把抱起早就急不可耐的小梅，催促道：“还磨蹭啥？快走啊！去晚了占不到好地方！”

晒谷场上已经乌泱泱挤满了人。两根长长的竹竿挑着一块巨大的、泛着米白色的幕布。幕布前头，支着个蒙着黑布的铁疙瘩机器，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中山装、头发梳得溜光的年轻男人，正低头摆弄着机器上的几个旋钮。他那身城里人的打扮，在周围一片灰扑扑的棉袄、羊皮坎肩中间，显得格外扎眼。机器旁边竖着个木牌子，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字：“放映员 张帆”。

张帆抬起头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、有点矜持的微笑，冲围观的村民点点头。那笑容，那姿态，那身板，都透着一股黄土坡男人身上没有的“洋气”和“体面”。人群里，尤其是年轻媳妇、大姑娘们的目光，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，黏在他身上，窃窃私语着。

李大山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在人群外围找了个地方，李大山把小梅扛在肩膀上。春桃的目光却越过了前面黑压压的人头，牢牢地锁在那个放映员张帆身上，眼神亮晶晶的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和探究。电影开始了，银幕上花花绿绿的人影晃动，甜蜜的歌曲飘出来。小梅看得咯咯直笑，李大山也憨憨地看着，觉得城里人的生活真是新奇。只有春桃，心思似乎并不完全在电影上。她的目光，时不时就飘向放映机旁那个挺拔的身影。

电影散场，人群像退潮般涌向村子的各个角落，兴奋的议论声在寒冷的空气里飘荡。李大山抱着已经睡着的小梅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。春桃跟在他旁边，脚步却有些轻快。

“啧，你瞧人家张放映员，”春桃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带着一种莫名的向往，“那衣裳，那派头！说话都跟广播里似的，字正腔圆。再看看你……”她侧头瞥了李大山一眼，他穿着臃肿的破棉袄，抱着孩子，缩着脖子，活像一头笨拙的老熊。她后面的话没说，但那声轻飘飘的“啧”，像根细针，扎在李大山的沉默里。

他闷着头走路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肩上小梅的呼吸温热地拂过他的脖颈。脚下的冻土又冷又硬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他不懂什么叫“派头”，只知道天冷，得赶紧回家给孩子捂被窝。春桃嘴里那个“张放映员”的模样，在他脑子里模糊得像一团雾，远不如肩上女儿实实在在的重量来得真切。身后晒谷场的喧嚣彻底沉寂下去，只有风，依旧不知疲倦地刮着，卷起地上的浮土，扑打在脸上，又冷又涩。春桃那点因电影和放映员而燃起的亮光，在沉沉的夜色里，也像一点微弱的火星，风一吹，就暗了下去，只剩下无尽的冷清。

三

开春的黄土坡，风还是硬，刮在脸上生疼，但到底没了那股子刺骨的寒气。向阳坡上的冻土开始酥软，空气里也隐隐约约能闻到一点泥土苏醒过来的、湿润的气息。李大山像一头憋屈了一冬的老黄牛，终于套上了轭。天不亮就扛着铁锹镢头下地，刨冻土，翻地，整饬田埂。那几亩薄田就是他的命根子，指望着秋天的收成填饱肚子。

除了自家的地，他还咬着牙，从村里劳力少的人家手里包了五亩旱地。沉重的铁锹一下下砸进半化冻的泥土里，震得他虎口发麻，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角，又咸又涩。他直起腰，用袖子胡乱抹一把脸，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梁，心里沉甸甸地盘算着：开春的种子钱，小梅开学的书本费，家里的油盐酱醋……每一笔都像石头压着。

春桃的心思却明显不在这些土坷垃上。自从那次放电影后，放映员张帆成了公社几个村子的常客。隔个十天半月，他那辆驮着放映机和发电机、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就会出现在黄土坡。每次放电影，晒谷场就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，也成了春桃雷打不动必去的“圣地”。她总是早早地收拾停当，换上最干净的衣裳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拉着小梅就往晒谷场跑。李大山有时也去，但更多时候，他累得散了架，只想倒在炕上喘口气。春桃也不在意他去不去，甚至他去晚了，她还会嫌他一身汗臭、土腥味，碍眼。

这天下午，李大山在河滩筛沙子筛到日头偏西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他惦记着家里，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往家走。路过村东头那片刚冒出点嫩芽的玉米地时，他习惯性地抬眼往自家地头望了一眼。这一望，脚步却像被钉住了。

暮色四合，四野无人。在那片稀疏的玉米秸秆后面，影影绰绰站着两个人。一个穿着深蓝色的涤卡中山装，身板笔直，正是放映员张帆。另一个，穿着碎花罩衫，身形窈窕，不是春桃是谁？两人挨得很近。张帆微微低着头，似乎在春桃耳边说着什么，春桃侧着身子，一只手掩着嘴，肩膀微微耸动，像是在笑。夕阳的余晖给他们镀上了一层暧昧的金边，风吹过稀疏的玉米秆，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，像在替他们遮掩着这不合时宜的亲昵。

李大山只觉得一股冰冷的血猛地冲上头顶，眼前发黑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，指关节捏得咯咯响，筛了一天沙子的粗糙手掌，此刻却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。他想冲过去，想大声质问，想抡起拳头砸在那张油头粉面的脸上！可那念头只是一闪，就被更沉重的、冰冷的现实死死摁住了。他是谁？一个倒插门、没本事的上门女婿！冲过去又能怎样？闹开了，丢的是谁的脸？春桃？小梅？还是他自己？他想起老丈人临终前浑浊的眼睛，想起自己当初跪在老人炕前发的誓，要撑起这个家……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像冰冷的河水，瞬间淹没了他，浇熄了那点刚刚燃起的怒火。他猛地转过身，像逃避什么洪水猛兽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离开了地头，走向那越来越浓的暮色。身后的低语和轻笑被风吹散，却像无数根细小的刺，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，疼得他喘不过气。回家的路变得格外漫长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虚浮无力。院门就在眼前，他却觉得那扇破旧的木门，沉重得仿佛再也推不开。

四

日子像被鞭子抽着的老牛车，吱呀吱呀，沉重又缓慢地往前挪。春桃的魂儿，像是彻底被那个叫张帆的放映员勾走了。她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心也越来越野。做饭常常是糊的，要么就是忘了放盐。洗衣服也潦草，李大山下地回来，常能看见自己那沾满泥点子的汗褂子还湿漉漉地搭在晾衣绳上。她的眼睛，总像是蒙着一层雾，望向李大山时，是毫不掩饰的厌倦和嫌弃；可只要一听到村里有人提起“放映队要来”，那层雾瞬间就散了，亮得像燃起了两簇小火苗，整个人都活泛起来。

李大山把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他像一头沉默的骡子，低着头，咬着牙，把春桃丢下的活儿一件件捡起来。灶台冷了，他自己烧火；水缸空了，他摸黑去井台挑水；小梅的头发散了，他笨手笨脚地学着给她扎辫子，歪歪扭扭，惹得小梅噘着嘴。他依旧拼命地在地里刨，在河滩筛沙子，用那一身使不完的力气，想多换几个子儿。可无论他多累，回到家，那个冰冷的眼神和越来越频繁的抱怨，像冬天的风，无孔不入地钻进骨头缝里，冻得他心头发僵。他试过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春桃，你看小梅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就被春桃不耐烦地打断：“小梅小梅！就知道小梅！你除了能养活她，还能干啥？瞅瞅你这窝囊样！人家张帆说了，城里头，娃娃都是去托儿所，有阿姨管着，穿得干干净净，还能学唱歌跳舞！哪像我们这土坷垃里滚的？”她的话语像淬了毒的针，专往李大山最疼的地方扎。

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。起因是李大山筛沙子换回的五块钱，被春桃一声不吭地拿去供销社扯了块时兴的“的确良”花布，说是要做件新罩衫。李大山看着空瘪的、原本要给小梅买新鞋的钱袋，第一次红了眼：“那是小梅买鞋的钱！”

“买鞋买鞋！她脚上那双不能穿了？土里刨食的丫头片子，穿那么好给谁看？”春桃毫不示弱，尖着嗓子，“我穿件新衣裳怎么了？跟你这些年，穿金戴银了还是吃香喝辣了？窝囊废！自己没本事，还见不得别人好！”

“你……”李大山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春桃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成句的话。他猛地扬起手，看着春桃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、却又带着点城里人向往而显得格外陌生的脸，那只布满老茧、能轻易捏碎土块的大手，最终只是无力地、重重地砸在了旁边冰冷的土炕沿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“咚”。土炕纹丝不动，只有簌簌的灰尘被震落下来。

春桃被那声响惊得后退了一步，随即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鄙夷和胜利的神情，哼了一声，抱着那块花布，扭身就冲出了家门，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。

那一夜，李大山坐在冰冷的灶膛前，对着早已熄灭的灰烬，枯坐了半宿。小梅蜷缩在炕角，小声地啜泣着，哭累了才沉沉睡去。春桃没有回来。院子里死一般沉寂，只有风声呜咽着拍打窗棂。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春桃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李大山找遍了村里相熟的人家，甚至厚着脸皮去问了大队部，得到的都是摇头。有人说，看见春桃在公社汽车站出现过，跟一个穿着体面、推着自行车的人在一起。

几天后的一个黄昏，李大山拖着筛了一天沙子、散了架的身子回到家。推开院门，一眼就看见小梅孤零零地坐在门槛上，小脸上挂着泪痕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折起来的纸。看见他回来，小梅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，扑到他腿上，把纸塞进他手里：“爹！娘……娘走了！她不要我们了！”

李大山的心猛地一沉，像被巨石砸中。他颤抖着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。上面只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，是春桃的笔迹：

“大山：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我走了，跟张帆去城里。小梅……就留给你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纸很轻，捏在手里却重如千钧。李大山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他扶着冰冷的土墙，才勉强站稳。院子里，他前几天劈好的柴禾还整齐地码在墙角，水缸也挑满了水，一切都维持着他出门时的样子，只是那个总嫌他笨拙、嫌他窝囊的女人，真的走了。灶房里冷锅冷灶，一丝热气也无。他慢慢弯下腰，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梅紧紧搂在怀里，孩子滚烫的眼泪浸透了他破旧的棉袄肩头。他搂得很紧很紧，仿佛一松手，怀里这唯一的温热也会消失不见。他抬起头，望向门外沉沉的暮色，天边最后一点残阳如血，映着他空茫的眼睛。这个家，只剩下他和怀里这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了。那铺冰冷的土炕上，属于春桃的那个枕头，空空荡荡，像一个咧开的大嘴，无声地嘲笑着他的失败。他抱着女儿，像抱着整个世界最后的重量，在死寂的院子里，站成了一尊绝望的雕像。